因为“９·８”溃坝事故，因为“三鹿奶粉”事件，因为深圳特大火灾，因为登封矿难，一批官员被免职。

      这几起安全事故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人为责任，性质特别恶劣，因此及时、高效、严厉的问责，不仅能体现出对生命的敬畏和对权力的惩戒，也是对民意的郑重回应和对公众心理的适度安抚。但在大快人心的高调“免职”声中，公众仍需对问责的决策过程保持持续发问。对此，我有几点期待。

      我想知道，为什么被免职的是他，而不是别人。在几乎千篇一律的问责公告中，除了知道了“免职”竟还有如此多的形式之外，几乎没有得到任何附加信息。公众不可能去仔细区分何为“提请免职”，何为“建议免职”，但公众肯定想知道，为什么免职的是他，而不是另一个人，以及被免职官员在事件当中究竟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。

      我希望，能不断得到和免职有关的信息。我不仅要知道哪些官员被免职了，还需了解他们为什么被免职，是出于直接责任，还是出于间接责任，哪些人负的是法律责任，哪些人负的仅仅是道义责任。进一步而言，这些被问责的官员中，有没有人涉嫌官商勾结，有没有人以权谋私，中饱私囊，有没有人恣意玩弄权术，任意而为。这些问题，或许需要随着调查的深入而逐渐明晰，我有耐心等待。我害怕的是，这些信息因为一个“免职”令而石沉大海，从而游离于公众视野之外。

      问责只是手段，而非目的，问责可以平息民怨，但决不只是为了平息民怨。在问责官员已成常态的现实下，进一步强化问责决策透明度，提高公信力，是完善问责制度，约束和督促权力尽职尽责，以及让官员时刻保持对权力有敬畏之心的根本途径。（吴龙贵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