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年来，选择跳楼轻生的事件越来越多，主要发生在一些大中型城市。现在，这种现象蔓延到我市，仅上周就有三起之多，给社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，同时给社会公共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浪费。正如岳阳市消防支队特警中队副队长丁向阳指出的：“这两年我们受理的跳楼报警已经多达60多起，这还只是110要求警力援助的数字，如果要精确地统计，这个数字会更加庞大。”
跳楼事件为何屡屡上演
■记者 李彭 实习生 周清树 方婷 报道
他们完全没有必要跳楼
今年５月８日下午６点，一名外地民工爬上嘉美大厦六楼跳楼，扬言一定要叫来记者全程报道。这种极端的方法虽然在事后促成了他的维权成功，却给人们留下了疑问：维权是否非跳楼不可？
有了纠纷为何不通过法律途径解决？记者曾询问过这位外地民工和另外几名跳楼者，他们的理由惊人相似：在某电视台看到过民工跳楼最终讨回工资的报道，一致认为，经济纠纷通过法院判决周期太长，用这种极端方式可以引起社会注意，迫使对方妥协，很快解决问题。
记者在深入的采访中了解到，其实，我市在劳动保障维权问题上已经营造了一个相对和谐的环境，劳动部门有关工作人员说：“他们完全没有必要用这种手段（跳楼），因为我们每受理一起投诉都会迅速地进行处理。”
谁在为跳楼秀“买单”
“这两年我们受理的跳楼报警已经多达六十多起，这还只是１１０要求警力援助的数字，如果要精确地统计，这个数字会更加庞大。”在市消防支队的办公室，消防特勤中队副队长丁向阳给记者播放了几盒特殊的录象，这都是两年来他负责此类出警时拍摄记录的。两年来，反复发生的跳楼事件明显已经让消防官兵们感到疲惫。“现在接警，一听说是跳楼的，内心会不自觉地涌起一种腻烦的情绪。”
“有什么比生命更加重要的呢？在我接触的跳楼者中，很少有真正想跳的，有一小部分人是因为一时冲动真的想轻生，最让人无奈的是那些以跳楼为要挟想要达到自己目的的人。”丁队长告诉记者，这些以跳楼为要挟上演“跳楼秀”的占了一大半以上。
“好多时候，看着他们（跳楼者），真的很想骂他们，甚至想打他们一巴掌，希望他们能够清醒。”想象归想象，在实际的救援中，丁队长和他的队友们仍然采取温情的措施，“往往一段同样的话，跟不同的人要重复好几遍，，这样心理好容易疲惫。”怀着对生命的无限敬畏以及执着的敬业精神，每一次的救援他们仍然“使尽浑身解数，全力以赴”。
对话轻生者＞>>
跳楼并没有解决问题
上个月，本市某小区发生了一起扬言跳楼事件，救援部门花了１０个多小时才将爬上７楼阳台的李莉（化名）救下。昨日记者对话李莉，她讲述了内心感受。
记者：当时你为什么扬言要跳楼？
李莉：公公婆婆一直对我不满，那天丈夫又和我拌嘴，我顿时感觉非常孤独，一气之下就爬上了阳台。
记者：你想得到什么结果呢？
李莉：我觉得平时没人关心我、爱护我，我要自杀了，总有人关心我了吧？！我内心希望的就是丈夫和婆婆向我诚恳地认个错。
记者：你真的想过跳下去吗？
李莉：爬上阳台的那一刻确实有过跳楼的念头，但看到警察、居民越来越多，我慢慢恐惧，觉得事情搞得太大了，脑子里一片混乱，所以在上面僵持了很久。
记者：家庭矛盾得到改善了吗？
李莉：现在回想起当时的行为觉得很傻，这样只会使家庭矛盾雪上加霜。其实，跳楼并没有解决问题。
轻生闹剧频发 浪费公共资源
本市消防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，“扬言轻生”事件频频发生，是对社会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。
他们指出，跳楼等轻生事件看似只有个别人在闹腾，可其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却难以估量。
这两年六十多例跳楼事件中，有一笔沉重的帐单：得知有人跳楼，公安、消防部门首当其冲立即出动，街道、民政、煤气、供电等机构有时也会前往。各种特殊车辆紧急到位，各色救援设备准备就绪，均不惜代价予以解救轻生者。以平均每例浪费消防部门１０００元来计算，这个数字背后，浪费的是６００００元人民币，单就消防部门的救援设备来说，随便损坏一件就是上万元，而且这些设备还都有使用次数限制的，每起事件浪费队员们平均５小时计算（事实上，不少跳楼者在楼上僵持的时间超过了这个时间），这里就有３０００小时，相当于１２５天，如果按照八小时的工作时间计算，这就相当于浪费了一个人３７４天的工作时间。
由于成功解救往往需要花费好几个小时甚至数十个小时，这就意味着救援抢险部门对辖区内其他事情的关注度可能受到牵制。主要的是他们占用了有限的警力资源。消防官兵们最担心的是：当一起救援还没成功，突然出现第二起同样的事故，因为在岳阳只有一辆真正装备比较齐全的消防救援车，倘若正跳楼的时候已经投入使用，那就意味着，同时发生的另一次的行动只能动用其他的车辆装备，而其他的设备必将影响到救援的效率，所以这在战士们的心理上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。”
律师观点＞＞>
跳楼讨说法
以暴制暴是法律所不允许的
对于层出不穷的跳楼事件，岳阳市思阳律师事务所李振湘律师称，“跳楼”讨说法，就当事人来说，是一种既有效又节约成本的维权捷径。但跳楼者或许意识不到，他们在讨回公道的同时，也破坏了法治社会的基本规则。
他说，“跳楼”当事人大多是弱势群体，他们有时在维权时遇到阻碍，做出过激之举，其情可悯，但把私人之间的民事纷争转化为与全社会的对抗，是对公共资源的滥用和对公众的威胁。如果一味迁就，就会形成一个危险的信号：既然“跳楼”比打官司来得快，人们遇到各种纠纷，就会群起仿效，不再诉诸法律。
他认为，既然法律已预设了维权程序，人们就应当在预设的框架内来维权。任何以暴制暴的方式都是法律所不允许的。
记者感言＞＞>
好好活着有那么难吗？
频频上演的跳楼事件好像是对“好死不如赖活着”这句话的颠覆，事实却证明大部分跳楼者并不是真想“死”给别人看，大动干戈的背后只是一场场蔚为壮观的“作秀”。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，此种作秀有点过于悲壮。一种拿自己最大本钱来作赌注的游戏频频上演，记者不禁感叹：活着有那么难吗？
不管跳楼者的理由多么正当，这些投入的都是整个社会的公共资源，救援行动花的是纳税人的钱。为救一己私利的“跳楼秀”，却要整个社会来支付巨大的成本，社会公共资源不应该被“跳楼秀”所裹挟和挥霍，而且问题如果得到解决，必然造成正当渠道被忽略，法治精神被嘲弄，制度建设被侵蚀。
毋庸置疑，“跳楼秀”的目的是引起人们的注意，他们要以一种自虐的方式去争取这个媒体林立时代的话语权，但此种做法实不可取。不过，社会是否也该考虑如何给这些弱势群体一个更好的倾诉和投诉渠道？
这就要求相关部门对弱势群体加强宣传教育，让他们懂得受委屈的时候该去哪里“讨个说法”，而不是一无所知铤而走险；对那些侵犯弱势群体正当权益的罪魁祸首要加大处罚力度，增加他们的违法成本；而更关键的是政府有责任从正己入手，建立健全诚信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。同时，市民要对精神体检有足够的重视，不要讳疾忌医，更要提高自身素质，创造一种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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