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只羊，与狼讨论被吃的方式是可悲的，我们宽容（甚至纵容）小偷也是不对的。可是，当专家指出“这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”的时候，我却发现，这个病症在我们的社会是如此普遍：有人遭到错误的羁押，一旦获释则往往要把无故羁人者视为“救星”；频发的矿难中受伤的矿工会因为黑心矿主的几句好话，而拒绝揭露矿难真相；深受假药之害的患者会因为厂方或医院的少许“慰问”，而选择息事宁人；当房价飞速飙升、地产商都坦陈“暴利得不好意思”的时候，我们的统计数字依然欣慰于N月“涨幅不大”……简单说，被侵权者在单一信息时空里习惯了受欺负、剥夺的危险，一旦危险的阀值稍稍降低，就可能感动得泪流满面———反而不去思考本质上错位的危险。

    社会学家哈耶克在《自由人的政治秩序》中说：自然本能不适合于开放社会中的秩序；而要约束那些本能，遵守习惯规则已十分必要。小偷有损人不利己的可能、假药有骗钱又害命的可能，一个社会应该有更刚性的“底线基础”来约束这些损人的冲动、惩戒这些害命的混乱。孙立平教授把这种“底线基础”称为“基础生活秩序”，它往往是由道德信念、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、正式或非正式的基础制度混合构成，这种“基础生活秩序”一旦失守，必然导致保障强弱双方平等互动的规则不断弱化：强者合法野蛮、弱者权益被合法戕害。而我们的“斯德哥尔摩症候群”，不如说是对“次道德”、“次法制”的一种吁求，是对修复“基础生活秩序”的一种原始热望。

    所幸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还不是绝症，只要我们把所有“依法”的事情厘厘清、重建我们的社会伦理与生活规范、把颠倒的权利再颠倒过来，我们对“一个有高尚情操和职业素养的人”的冀望就不会是“一个偷钱还证的小偷”这么荒唐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邓海建 原题：我们是不是都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)